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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未來的國度而慶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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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重貼一篇2009年的文章)

提起「十一」,除了記得是自己的出生日子外,不知為何,總記起七十年代中在澳門渡過的某年國慶節:在街上一片五星旗旗海中,母親牽著兒時體弱多病的我,步往工聯會的工人醫療所。我一直弄不清楚,是我記憶有誤,還是工人醫療所的醫生與護士真的連國慶節也不放假,為人民服務。

我當然不會知道,文革末期的中國大陸人民如何過國慶節,就連澳門當時是如何,我也沒有太多印象。事後看來,那真是奇特的節慶。1966 年,澳門發生「一二三事件」,跟香港的「六七暴動」相反,經此一役,葡澳殖民政府面目無光,想把澳門交還中共,親國民黨組織幾乎要挾著尾巴逃走,北京政府卻暫時拒收澳門,但親北京組織全面控制了澳門的民間社會。十一國慶節當然成為公眾假期,從此熱鬧非常。

不過,除了五星旗海之外,在澳門生活的那段日子,我仍然感受到這個小城的殖民氣息。原因不單因為北京政府不想立即收回澳門,而是這個社會的變化實在太少。除了有權勢的葡萄牙人不再敢對草根華人太粗暴,以及可以大肆慶祝十一國慶外,一切似乎不變,甚至「一二三事件」的勝利者也拒絕變化,這種情勢想起來也實在不可思議。

我後來才發現,這種「不變」,解釋了許多身邊的事情,包括作為一個中小學生最關心的社區設施匱乏,再長大一點,更看到社會政策的停滯。我還記得,一直到八十年代,大部份中小學要舉行陸運會,竟然要去跑狗場,因為,當時澳門沒有一個稍為正規的運動場。我念小學時,澳門只有一個像樣的公眾泳池,叫「新花園」,以前是賭場。

不管是跑狗場陸運會還是「新花園」,都是博彩業帶給小市民的小恩小惠,殖民政府反而毫無建樹。後來我知道,澳葡政府因為葡萄牙的革命,也有想過一番作為,打算利用義務教育來推行一下葡文教育,結果本地土共組織以民族大義為由反對,許多窮等人家交了多年昂貴學費。此外,澳門殖民政府亦曾想過推動立法會普選,結果也遭北京政府及土共組織反對作罷,以致循序漸進發展民主推遲了許多年。

我就是在這樣被凍結了的殖民地裡,渡過了許多生日與國慶節。你要我愛國,我也會「憶苦思甜」,想起這些日子。

在鄧小平還沒有提及「五十年不變」之前,我已在澳門「超前地」體驗著這種「不變」。然而,澳門雖然好像不變,隔一條鴨涌河的大陸,倒是變動得厲害,以致令我還有點印象的國慶節,不是兒時生活的澳門,而是1984 年電視裡的北京:鄧小平在天安門前的長安大街在車上閱兵,還有「小平您好」的橫額。

那是開放改革開始的那幾年,剛好是我念中學的時候。當香港人還在恥笑「阿燦」的時候,對我來說,文革後的祖國倒不是老土兼愚昧,反而是一扇通往外界的窗戶。在文化資源極度匱乏的澳門裡,我開始懂得看簡體字書,偶爾還會逛逛珠海的新華書店,稍為認真地看書。在書店裡,發現了許多介紹西方思潮的書籍,較深印象的是一系列叫「走向未來叢書」的白色封面小書。「走向未來」,當時可能也是我的夢想,多年後,我才知道這不單是一位身處大陸邊上殖民地下的中學生夢想,八九年之前這段日子,人稱為「文化熱」,我有幸與國內同胞共享了一次「啓蒙運動」。

這可能是我思想上最民族主義的日子,不過,我究竟認同一個怎樣的「中國」呢?我也說不清,也許是一個還未實現的國度。然而,我的民族主義高漲日子並不長久,許多人的「未來」被殺死。1988 年,我離開澳門,開始在香港中文大學的生活,第一學年還沒有結束,遇上八九民運,既是八十年代那股「熱」的頂峰,也是結束的時候。跟幾年前一樣,我沒有親身在鄧小平閱兵的長安大街上看到六月四日的坦克車,但在電視上看到了,看到那個好像很近的未來中國粉碎,散落一地。

許多人說,六四的槍聲把香港人嚇怕,其實,二十出頭的少年人,記不下多少恐懼,倒是體認到政權的暴力與黑暗。暴力與血腥在廣場,在長安大街,還散落到港澳。六四後不久,澳門的朋友告訴我,支援北京學運的區錦新(現為議員),在街頭被不明身份暴徒打傷。八九年香港的國慶酒會,傍晚時份場外下著雨,銅鑼灣擠滿了黑壓壓的示威者,喊著「沒有國慶,只有國殤」,我身在其中,不久,便傳出隊伍前頭的四五行動劉榮錦先生被捕,被警察拉到某大廈梯間打至重傷。

要怎樣形容八九之後的九十年代呢?環看身邊的朋友,我們都好像在尋找散落一地的未來,我相信,當時被形容為「屠夫」的鄧小平也一樣,所以才會有後來的南巡講話。

我有一位懷著商業救國之心的同學,畢業後到了一家售賣發電機的香港公司上班,生意好到不得了,因為南巡後的廣東工廠更鼓吹幹勁生產與出口,但電力供應趕不上,每家工廠也要買一兩台發電機。不過,做發電機生意之餘,他也見識了廣東的燈紅酒綠貪污腐敗,也許他人太老實,太清教徒了,做了不久後便離職了。他告訴我,回香港做股票買賣還比較實在簡單。

香港親北京人士經常說,不少香港人總是只看到祖國的「不好」,甚至不斷放大,卻看不到中國的「大好」,這也不是全無道理的。九十年代初的一次東莞工廠大火,燒死了八十多人,引起我對中國農民工注意,我開始在廣東以至其他省份的山區,做我的田野研究,讓我對未來中國有更深切的體會。

我記得,有一年國慶節在東莞某小鎮,大部份民工都要上班,國慶好像跟他們無關。可幸,工廠老闆還有點「愛國心」,國慶日晚不用加班,附近工廠的民工沒有甚麼娛樂,都湧到一家非常殘破的戲院,座位不足,門票超賣,大部份工人站著或席地而坐。我還記得電影院放映的是徐克導演的《黃飛鴻》,難得國慶日有空看電影的民工,是否看得懂徐克電影中的民族主義呢?

身邊的香港朋友對國慶沒有多少熱情,但對於尋找不一樣的中國卻勁頭十足。有些朋友到山區教書,甚至有機耕作,有些人搞生意,有些人搞NGO,還包括許多近年被談及的北上文化人。他們做的事情是好是壞,我也無從判斷,不過,他們這樣做早已是有跡可尋,自然不過的事。

隨著回歸,北京政府以至後來成立的特區政府,努力地販賣另一個中國,不管是「大國崛起」,還是「復興之路」。我不能否認,中國的經濟的確高速增長,體育與航天亦有諸多成就,但總覺得不是味兒。不是我天生反骨反中兼反共,才分享不到奧運的夢想,而是個人感情上,我還是停留在八十年代那個窮中國,一個讓每一個人也感到(或誤以為)可以引領未來的年代,還有許多未可知與未實現的中國。相反,現在一切官方宣傳,聽起來只覺乏味,好像是重複早已被告知的答案。而更令人納悶的是,九十年代至今的中國政權,
也許對自己心目中的中國信心日大,對其他未可知的中國懷有的敵意更高;二十年前,劉曉波說話寫文章不會坐牢,今天竟然成階下囚。

今年國慶,又會有許多人示威,學聯據說也會辦論壇,質問為何要慶祝國慶,惹怒北京政府與在港親北京人士。大概這些親近北京的人總忘記了一點,許多人跟我一樣,跟中國關係的起點,是一個奇特的晚期殖民華人城市,除非人的過去真的可以徹底清洗,否則我們註定也只能以帶著奇特的過去,循著與官方不一樣的軌跡,各自追尋未可知的中國,為未來而慶祝。

刊於《明報》.世紀,2009年10月1日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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